察合台文史学名著《伊米德史》、《安宁史》及其史料来源
吾斯曼江•亚库甫
【摘要】察合台文历史名著《伊米德史》和《安宁史》是作者基于长期的田野经历，并结合丰富的历史文献完成的宏篇巨著。本文从史籍、田野、口碑等三个角度对《伊米德史》和《安宁史》的史料来源进行了分析，重点论述了此书中所出现的史籍，并力图澄清其来源及出处，这对于研究维吾尔族史学史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维吾尔族；史学史；古代史
莎依然米（1836—1917）所著《伊米德史》和《安宁史》作为察合台文历史名著，深得当今维吾尔学界的重视，被视为研究维吾尔族、新疆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维吾尔族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正史》不同的特点和传统。16世纪起，维吾尔族史学著作非常注重前人的著作，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参考文献，但大多数著作不注释资料来源和引录的出处。然而19世纪的史学著作普遍都解释自己所运用资料的来源及途经。具备了近现代史学著作的特点。本文从维吾尔族史学著作的叙述传统出发，对《伊米德史》和《安宁史》的史料来源进行分析。这对于了解维吾尔族史学著作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帮助。[1]
一、 两书的内容、结构及价值
这两部史著的体裁及其内容基本上相同，《伊米德史》是在他前期的历史著作《安宁史》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的，保留了《安宁史》的基本结构，连章节标题都一致。1904年，《安宁史》在喀山出版问世后，作者就已发现其内容欠缺，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叙述有出入。为了补充内容、纠正不足之处，又撰写了《伊米德史》。莎依然米曾说：“这些事件过去已经三十二年了”，可见，他开始写《安宁史》是库车起义爆发后的第三十二年，即1896年，于1903年成书，1904年在喀山出版。200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根据喀山出版的版本，出版了现代维吾尔文本。《伊米德史》手抄本于1955年和1957年在阿克苏和喀什发现。莎依然米的手抄本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收藏，标题为红色，共399页。《伊米德史》由绪论（mukad di ma ip ti dasi）、序言 (mukad dima)、叙文一 (a wal ki dastan)、叙文二 (kiyinki dastan)、结尾 (ha ti ma)等五部分构成。在绪论部分说明本书的目的。序言部分由三章组成，主要介绍南疆（七城）的基本情况以及一些关于突厥民族的族源传说。叙文一由十五章组成，主要介绍南疆维吾尔族回族起义的原因、过程及其结果。叙文二由十八章组成，主要叙述从阿古柏入侵到清朝收复新疆的过程。结尾部分，主要记述喀什噶尔、叶尔羌、于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吐鲁番等地区的历史地理、人情、风俗等。
《伊米德史》的五部分，除第一部分外，其余部分划分成数量不等的章节，每一章节开头都有类似提要的标题，能够准确概括章节的中心内容，各章节结构完整，皆可独立成篇。《伊米德史》体例中使用的引证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引证是指截取史料或他人著述的原文并用引号标出，间接引证即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史料或他人著作的大意。《伊米德史》很少使用间接引证，在他的书中直接引证居多。《伊米德史》的第五部分重在记叙南疆（七城）的民情风俗，可视为这本书的附录。总的来讲，此书的体例是较完备的。
这两部史书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伊米德史》中，对《安宁史》原有的题解部分被改写，在第一和第七章中补充了新的内容。第二，《安宁史》中原有的一些数据，如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等重新订正。第三，《安宁史》中原有部分标题和内容以及描述的段落，均做了较大的改变，尤其正文中采用的诗句、歌谣、谚语、格言得到补充和更新。这样修改以后，《伊米德史》的学术性得到大大加强。第四，这两部史学著作的书名有了很大的变化，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改。撰写《安宁史》时，新疆处于战乱之后，敌对、仇恨、混战已经结束，人民处于安宁和平时代，所以他命名为《安宁史》。
关于《伊米德史》的更名理由，莎依然米作了如下说明：“此书以‘伊米德史’为名，其理由一是奥斯曼帝国皇帝兼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阿不都伊米德苏丹的儿子阿不都马吉提苏丹宣布蒙兀尔斯坦领土的人民隶属于他，为了使后代不忘记这一历史过程，并为后代留下其祖先们所经历的历史，命此书为《伊米德史》。其二是回历952年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写了一本关于当时的历史著作，献给当时的苏丹阿不都拉失德汗，并以苏丹的名字命名为《拉失德史》。我也是为了献给阿不都伊米德汗，因此命名为《伊米德史》。其三是《圣训》中所说：‘如果一个人向他人求学，既然他知道，但不想给求学者教，他会受到惩罚’，我也是为了使自己脱离这种恐惧，首先描述了我自己知道的一些王汗的谱系，并对此进行了反复地修改。除此之外，《圣训》教给我们：‘如果任何一个人不知道或不认识自己当时的王汗（统治者），他也会受到惩罚，所以人类必须要知道自己的统治者。我也是以此为目标，给此书命名为《伊米德史》”。[2]由此可见，《安宁史》更名为《伊米德史》的原因主要是以记录当时历史事实为其依据。
《伊米德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以及鲜明特点。其一，书中首次全面、系统地记述了1864年维吾尔族回族起义，尤其详细记述了库车起义以及阿古柏镇压起义和人民群众的反抗。其二，作者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做出准确的判断，揭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和清朝统治阶级、人民群众和地方伯克之间的矛盾。其三，作者多次详细地记述了起义失败的原因，认为主要原因是农民起义领导之间、起义的重要力量农民和起义领导之间的内部矛盾以及阿古柏的侵略。莎依然米撰写这两部史著的主要目的，是记载1864年的库车起义和阿古柏的侵略，所以在他这方面进行了很仔细、全面系统的描述。
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两部史著也无法避免有些不足之处。其一，作者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很难脱离宗教的影响。如他评价阿古柏的时候，一方面批判了其侵略行为，另一方面赞美他在发展伊斯兰教方面的活动。其二，作者揭示清朝的民族压迫时，认为这是卡非尔（非穆斯林）对穆斯林的剥削，[3]所以他赞美穆斯林对“卡菲尔”的任何一种反抗行为。其三，由于作者编撰其史著的时候年龄已经过七十，所以在书中存在着文字方面的不妥之处。
1877年清朝收复回疆以后，莎依然米便反思过去。为了编写一部关于库车起义和阿古柏侵略方面的历史著作，他开始到处搜集资料，同时还写出了文学方面的几部作品（前面已作介绍）。莎依然米史学著作的史料来源丰富、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是一部具有丰富史料价值的著作。这两部史学著作的史料来源大体有三：一是前人所撰的重要史籍，二是田野调查资料，三是口碑史料，下面简要分析其史料来源。
二、两书的史料来源之一——前人所撰的重要史籍
莎依然米在这两部史学著作中引用了一些罕见文献。其中一些不见于其他史籍的记载，在语言学、钱币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上来说也都是珍贵的资料。这些文献对于研究中亚、新疆历史，尤其是对于研究维吾尔族史学史具有重要价值。如莎依然米在绪论部分所说：“为了详细的解释和研究这段历史，必须要参考以往历史学家给我们留下的一些历史著作，不然会影响历史著作的完整性。因此，首先要叙述《纯洁的花园（Rawdat-as-Safā）》（《洁净园》，Rawdat al-Safā），《拉失德史》以及其他历史著作的有关内容。”[4]两书中关于内地汉族和其他民族历史以及各个朝代历史方面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库尔班外力·哈力丁巴格的《东方五史》（Tarikh-i-ha mi sa-i-xarkh）。关于蒙兀儿斯坦的地域、古今名城、诸汗概述等内容主要以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历史著作《拉失德史》一书为基础。除此之外，他还参考了阿拉伯、波斯、察合台维吾尔文的历史著作，如《阿里拉玛依·伊本·赫勒敦历史》(Tarikh-i allama Ibn Khaldūn)，《塔里合依比尼阿拉伯沙合》(Tarikh-i-ibni arab xah)，《宗教与哲学义理的历史》（Milal wa Nahal），《古兰经》，《圣训》，《Mir Kat》，[5]《伊玛目戈尔迪历史》（Tarikh-i-imam gardi），《扎米欧热木泽》（ja mi ul ra muz），[6]《娜发阿图里欧尼斯》（nā fa ha tul o nis），《史料》(MuntaKhab- Tarikh)，《Zubda tul Masa il》，《Siyar Xirip》[7]，《胜利之书》（Zafar Nāma），《列王纪选》（Xah nāma），《布哈拉史》等。[8] 其中《拉失德史》、《纯洁的花园（Rawdat-as-Safā）》、《东方五史》、《阿里拉玛依·伊本·赫勒敦历史》、《布哈拉史》等几部著作国内或国外整理出版以外，其他文献的全文尚未问世。在此简要的介绍一下其中有些重要的史料出处。
1、《纯洁的花园》（Rawdat al-Safā）又翻译为《洁净园》，作者是帖木儿朝贵族迷里·哈旺忒（Mir Khawand），原籍布哈拉，父辈移居巴里黑，他本人长于哈烈城（Herat，元代之也里城，今阿富汗赫拉特），逝于903/1498年，成书于帖木儿朝末年。《洁净园》分为7卷，其第4、5卷记黑衣大食至帖木儿朝之波斯史。本书有关成吉思汗后裔的记载，多取材于《史集》。但作者对海都的叙述比任何其他史籍都要详细。《洁净园》的波斯文本，1848年和1852年分别在印度孟买和德黑兰石印出版，1891-1894年伦敦出版了5卷本，此外还有德黑兰1960年刊本。《洁净园》有多种摘录本和欧洲文字摘译本，尚无汉译本。[9] 对迷里·哈旺忒的出生年代和逝世时间以及《洁净园》的准确卷数在学术界还有争论。有的学认为迷里·哈旺忒生活在1451-1507年间，《洁净园》的卷数为6。
2、《拉失德史》（Tarikh-i-Rashidi），是一部关于叶尔羌汗国的重要史书，作者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1498—1551年）。学术界对此书的评价历来很高，原书用波斯语写成，曾先后两次译为东部突厥语。此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编是正史部分，为东部察合台汗国的编年史，第二编为作者自身的经历和他所处时代历史，从作者降生写起，至他第二次入克什米尔（1541年）为止。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根据该书英文本译为汉文。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和1986年分为两册出版。200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维吾尔文版。
3、《东方五史》又翻译为《东方全史》，作者是库尔班·阿里·哈力德，塔尔巴哈台人，塔塔尔族。作者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学识渊博，不仅精通突厥语族各族语言，而且通晓察合台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此书为塔塔尔文，成书于1901年。全书共九章，约60万字。第一、三、四、六、七、九章记述了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蒙古等民族的族源和历史；第二章概述了新疆古代直至19世纪后期的历史；第五章概述了1864年新疆各地农民起义期间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情况；第九章是作者的朝觐记。书中杂以察合台文、波斯文，1910年在俄国喀山刊印。[10]
4、《阿里拉玛依·伊本·赫勒敦历史》是指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伊本·赫勒敦（Abd-ar-Rahman ibn Muhammad ibn Khaldun al-Hadrami）1332年出生在突尼斯，是著名的阿拉伯历史学家，1406年在埃及逝世。此书一共7卷，已经翻译为多种语言，也有察合台文的译文。1986年，伊本·赫尔顿（Ibn Khaldūn）的著作《An Arab Philosophy of History》由John Murray在美国出版。在国外，关于伊本·赫勒顿的研究很深入，如已出版的英文专题著作有Schmdit, Nathaniel. Ibn Khaldun (New York, 1930), Mahmasani, Sobni. Les idées économiques d`Ibn Khaldoun (Lyon, 1932). Mahdi, Muhsin Ibn Khaldun`s Philosophy of History (Chicago, 1957)等。[11]
5、《宗教与哲学义理的历史》（Kitāb al- milal wa`n nihal）的作者是西班牙人伊本·哈兹木（384-456/994-1064）。多齐、冯·克雷默尔·戈尔德齐赫尔等人都曾利用过这部现存几个抄本的著作，1899-1903年，施赖纳先生大量摘录此书，刊布行世。[12]
6、《伊玛目戈尔迪历史》（Tarikh-i-imam gardi）的作者是伊玛目戈尔迪，是14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伊斯兰学家。在哈拉孜木的戈尔迪出生，并在此地逝世。书中记述了中亚和突厥语民族的历史、语言、地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方面的重要史料。
7、《扎米欧热木泽》的作者是毛拉纳·莎米斯丁·穆罕穆德（Maw la ni Muhammad），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在布哈拉度过，所创造文学和历史著作当时在中亚广泛流行，于1449年逝世。由于历史文献的有限，笔者暂时无法考证此书详细内容以及研究现状。此书的标题也是根据《伊米德史》的记载，音译过来的，所以这种命名也是相对的，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8、《史料》(MuntaKhab- Tarikh)，作者亦思刊达儿（Iskan-dar）。有些学者认为作者是木阴努·丁·那坦子（Mu ín al-Din Natanjī）。原书无标题。除了利用木思脱菲和拉施都丁的记载外，作者比其他学者更多地使用了传说资料。欧班夫人(J.Aubin)1957年在德黑兰出版了该书的节录本，并定名为《史选》。
9、《Zubda tul Masa il》，作者穆罕穆德·萨迪克·喀什噶尔（Muhammad Sadikh Kashgar）是在喀什噶尔出生的维吾尔族历史学家。他在一生中写了几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其中《Zubda tul Masa il》、《艾斯哈布勒·凯哈布》、《和卓传》最为重要，《Zubda tul Masa il》于1840年成书，《艾斯哈布勒·凯哈布》于1844年成书。《和卓传》成书于1768-1769年期间。《Zubda tul Masa il》主要叙述17-18世纪喀什噶尔伊斯兰教贵族和卓家的历史、世俗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是研究明末清初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及民族关系的重要参考史料。1987年陈俊谋根据《和卓传》手抄的英文本将本书部分章节翻译成汉文，发表于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辑的《民族史译文集》第8期。这是一部难得的少数民族文字史籍。本书的察合台文手抄本刊登于《中国西北文献》第四辑第二卷，第39卷本。穆罕穆德·萨迪克·喀什噶尔还把各种波斯文、阿拉伯文的著作翻译为维吾尔文。他于1849年在喀什噶尔逝世。作者的《和卓传》一书的手抄本由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汇编出版。
10、《胜利之书》（Zafar Nāma），作者舍剌甫丁·阿里·牙子底（Sharaf al-Din′Ali Yazdi）。此书与匿咱米丁·沙米的《胜利之书》同名，作者为帖木儿之子沙哈鲁（Shāhrūkh，意为“王魂”）的随从。832/1428-1429年东察合台汗国羽努思汗被兀鲁伯俘获后，就同舍剌甫丁·阿里·牙子底待在一起。书成于828/1424-1425年，其中许多部分取材于匿咱米丁·沙米的同名著作，对察合台汗国史记载的较为简略。此书曾于1918年和1957年在德黑兰出版，1972年又有乌降巴耶夫（A.Urunbaev）塔什干刊本。目前尚无汉译本。[13]
11、《列王纪选》又翻译为《王书》，是波斯诗人菲尔多西（940-102年）所创作的一部六万双行的波斯民族史诗。18世纪末以前，人民普遍认为菲尔多西的《王书》就是波斯帝国的历史。在那以后，波斯古代史的轮廊逐渐明朗，用历史事实与《王书》的所描写的内容两相对照，才最后确定了这部作品的民族史诗地位。菲尔多西约于980年左右开始创作此书。1009年完成第一稿，到1015年修改一次，临终前又作了最后一次修改。此书最早的译文本是由班达里于1223年翻译的阿拉伯文，15世纪出现了土耳其文散文译文。18世纪以后陆续有英、德、法、俄、意、拉丁文。1991年张鸿年译为汉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阿布都许库尔·穆罕穆德伊明和阿布都瓦立·哈力帕提根据乌兹别克斯坦乌甫尔·乌拉木文艺出版社1976年的版本翻译成现代维吾尔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12、《布哈拉史》（Tarikh-i Bukhara: History of Bukhara）公元10世纪中亚人纳尔沙希所著有关中亚城市史的著作。纳尔沙希系布哈拉附近纳尔沙赫村人，943-944年用阿拉伯文写成《布哈拉史》，献给萨曼王朝埃米尔努赫·伊本·纳斯尔。1128-1129年古巴维将此书译成波斯文，作了删节，把历史续写到975年。1178-1179年穆罕穆德·伊本·祖费尔将此书作了缩写，并根据沙普利的《科学宝库》加以补充。一位无名作者以后又有所补充，第6、第8章提到蒙古征服布哈拉。全书分37章。书中引用一些罕见文献与当地传闻，有的不甚可靠，有的很有价值。尽管在年代于史实上都有些错误，但有些不见于其他史料的记载。本书对于语言学、钱币学、考古学、历史学研究来说都是珍贵的资料。1832年此书的一部份手抄本首次从布哈拉带往欧洲。1874年有的欧洲学者开始全面宜用此书进行研究工作。此书1892年由C.斯舍费在巴黎出版。1894年在新布哈拉石印出版。1897年俄译本在塔什干出版。1904年布哈拉石印再版。1939年在德黑兰永波斯文出版。1954年由R.N.弗莱译成英文，并加注释，在剑桥出版，校勘时所利用的本子达40余种。[14]
三、两书史料来源之二——田野调查资料
第一手资料的真与否，其实也是相对而言。“历史关于本事的记录，由于当事人角度、关系、层面等客观条件各异，利害有别等主观因素，往往异同互见，千差万别”。[15]莎依然米开始撰写其历史著作时，遇到了许多需要处理和解释的问题。他认为除了亲自调查和观察以外其他传闻和传说必不可靠，不一定符合史实。所以他非常注重田野调查。清朝收复新疆以后，他便开始进行田野调查、收集资料。两书中的田野调查资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了揭示吐鲁番艾斯哈布勒·凯哈布神洞传说的真相，莎依然米前往吐鲁番进行仔细、广泛的调查，并反驳《神人传记》（Tazkiri-i Awliya）一书中所记载的关于此洞的传说。[16]
艾苏哈卜·凯赫夫圣洞位于新疆吐鲁番鄯善县吐峪沟南口西侧。吐峪沟麻札村旁，又称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札、阿萨吾力开斐麻札、吐峪沟麻札，俗称圣人墓、圣坟、吐峪沟和卓木、七贤祠、七圣庙等。系阿拉伯语al-Sahab Kakfi(Ashāb al-Kahf)的音译，意为“山洞中圣贤”。近代以来，除了内地和新疆各地的穆斯林前来朝拜外，还有一些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乃至伊朗、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的穆斯林也千里迢迢慕名前来。顶礼膜拜，从而使这里声名远播，甚至被尊奉为伊斯兰教“七大圣地”之一。[17]此圣洞传说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七贤祠在吐鲁番传伊斯兰教，是人们依据当地人的世代记忆而出的。此洞诸种传说所依据的直接文本无疑是与《古兰经》有关，而更多的是麻札崇拜现象有关。研究此洞的重点在于对这些传说中的种种细节进行细究并试图从中得出某种符合逻辑或史实的结论。
研究历史，一方面通过比较不同的记述逐渐接近史实，另一方面则要探究不同的当事人何以记述各异。作为历史学家要对神话传说加以批判，力求达到历史真实。莎依然米为了揭示此神洞的真相，对此洞进行田野调查的同时，翻阅了很多历史著作，与其他学者也进行了讨论。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基础上，揭示了长期在民间流行的关于吐鲁番艾斯哈布勒·凯哈布神洞传说的真相。当代学者也证明了莎依然米的这种论点，如“根据我们实地估测，该山洞全长约9米左右；其中甬道长约6.6米，高1.1米，宽0.6米，只能供一个人弯腰进去。洞内高1.3—1.5米，成人一般无法直立；长约2.4米，宽约2.5米，面积6平方米左右，至多也可以容纳4、5个人”。[18]
此外，莎依然米在研究以往历史学家的著作过程中，发现了人和地域环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拉失德史》给他极大的启发。以往的历史著作记载的范围比较大，包括整个蒙兀尔斯坦的地理环境、民间信仰、风俗习惯、人民的体质、性格等，但莎依然米则选择了比较小的范围即天山南部作为研究的对象。“历史研究本身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而田野调查也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因此，两者之间本来就具有共同性。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就是通过检证以往的历史，解决现实所面临的问题，并且以过去为参照，摸索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田野调查也是与此相一致的。”[19]莎依然米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写出了回疆的人文地理。[20]他留下的关于气候、物产、货币、贸易、度量、习俗、赋税、捐输等方面的报道，都是研究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新疆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新疆图志》中对这几座城市也有相关记载，且与莎依然米的记述相一致。[21]
四、两书的史料来源之三——口碑史料
口碑资料是史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史料的留存形式有三种，一是关于历史发展进程的文字记录，通常被认为文字史料，它包括档案文献、报刊图书等等；二是反映历史发展进展的文物、遗迹和遗址；三是参与和耳闻目睹历史过程者的记忆口述”[22]。在不同的史学领域，人民对口碑史料的认识和运用是不同的。这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是文字资料的缺乏，二是无法亲自经历这段历史的局限性。莎依然米为了了解各地起义的全过程以及阿古柏镇压起义的情况，在撰写此书过程中搜集利用了很多口碑史料，并对此进行了对比和研究，最终选出自己认为比较准确的资料重建史实。“史学家重建的史实，其实是再现历史场景、人物关系乃至各自具体的心理活动，所有历史人物原景实地再度复活，如演戏般重新演历一番。不过再现的途径是严谨的考证，以实证虚，由碎立通，而非文学的创想”。[23]口碑资料所记述的多为并非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因为一个人的精力往往是有限的，所以作者或参加过某一事件，或与某—人物有过往来，根据他人的回忆或所存有关史料撰写而成回忆录。不过，所记事情的情节具体生动，读起来令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有身临其境之感。补充和印证一些重大事件的内幕情节，帮助重现历史，价值较大。它所提供的许多细节，可以补充—些史料的不足，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口碑资料对于历史文献具有辑佚、补遗、缀合作用，可以校勘、考订、鉴别其真伪，考索其源流和特征。
莎依然米没有亲自经历过很多实事，但为了重现历史，也不能不涉及相关的领域。所以他在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的情况之下，只能依靠口碑资料，通过分析和逻辑推理重建历史。如在两书的序言部分，叙述了宇宙生成及人类起源与创世，古代突厥部落的分布和起源，蒙古及成吉思汗的西征，成吉思汗后裔的情况，叶尔羌汗国的情况，阿帕克和卓及其后裔的的情况。虽然这方面也有文献记载，但他还在很多史事上依靠了口碑史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两部史学著作的重点是记载1864年的起义和阿古柏入侵回疆的史实。但他撰写其历史著作时，已经过去了32年的时间。所以到处搜集口碑资料，通过分析、比照、逻辑推行对于1864年南疆农民起义的原因得出相当准确的判断。关于起义的主要原因，要分别分析维吾尔族起义和回族起义的原因，这是我国历史学家及其学者们所忽略的细节问题。莎依然米对回族起义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内地陕甘、云南东干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是这次起义的精神支柱”。[24]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陕西、甘肃、云南等地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反抗清朝统治。新疆维吾尔族、回族、汉族等各族人民也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武装起义，新疆回族起义也受到陕甘起义的影响，这就是回族起义的原因之一。第二，“东干起义的另一个原因是陕甘起义以后，一部分东干人西迁，当大汗得知这个消息后，[25] 下旨镇压东干人。伊犁将军得知此旨后，命令其他地方将官杀灭东干人，这个命令被东干人得知以后，一夜之内起来反抗”。[26] 同治二年四月“谕旨令带兵官及地方文武，务分良莠，不分汉回。於抗拒滋事者，尽法剿灭；安分守业者，妥为保护，以示一视同仁”。[27]这就是回族起义的直接原因，与莎依然米的论述吻合。
莎依然米对维吾尔族起义的原因也进行严谨的分析，并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在筏戈布尔秦[28] 派兵第一次占领回疆的时候，皇上下旨‘穆斯林仍然可以信奉自己的宗教，可以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皇上下令穆斯林每年交规定的赋税，并禁止其他形式的各种赋税。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官吏任意加重了各种税务，所以人民向高级管理部门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官吏无情的惩罚那些起诉的人民，很多人被他们处死了。接受人民的起诉，关爱人民，保护人民应该是所谓的官员的职责，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惩罚了人民。皇上还不知道这种事，他也不可能知道。这是因为官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用自己的权利向皇上汇报了假情况。对自己的领导者，统治者的反抗行为是任何一个派别、民族和部落之中不应该出现的，官吏的压迫统治影响了皇上的荣誉，结果导致了穆斯林的这次起义。四年以后，有些官吏才向皇上汇报了穆斯林的这次起义情况，于是皇上派来士兵，打听官吏和牺牲的士兵们的踪迹。如果皇上真正的关心他们就不会出现更多的牺牲”。[29]可见，清朝的管理不善而引起的地方官员的剥削和压迫是这次起义的客观因素。
第二，外国侵略和太平天国的影响，是这次起义的重要原因。“当时，清朝的国力非常薄弱，外国侵略者占领了很多地方。除此之外，太平天国争夺国家的统治权，东干人也选举了自己的汗，不服从国家的统治。由于皇上没有精力管理这里，和平与平安从皇上和人民的手中飞走了”。[30]维吾尔族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反抗不断。通过南疆起义，给中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
第三，清朝统治者对新疆各民族加征田赋、卖官职、增捐加派等腐败的措施，是这次起义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央政府没有支付回疆官吏和士兵们的俸禄，出现了一种公开买卖官职的现象。只要有钱，任何人都可以当官，当官以后任意加重人民的各种赋税和义务劳动”。[31]“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新疆维吾尔族人民起义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清朝官吏的横征暴敛”。[32]1864年新疆库车、伊犁等地维吾尔族回族起义，是在“官逼民反”的旗帜下，以求自己的“生存”，[33] 反压迫反侵略的正义斗争。
总之，19世纪起，以莎依然米的两部史学著作《安宁史》、《伊米德史》为代表的维吾尔族史学具有了近现代史学著作的特点。它更为注重前人的著作，同时，也很重视田野调查和口碑文献的搜集。此时，史学著作的资料来源与引录出处明确、参考文献丰富多种、史学理论功底扎实。其内容超越宗教，注重现实和史实，是近代维吾尔族史学史发展的一大飞跃。
Historical Masterpiece 《Tārīkh-ī āmīnīya》and 《Tārīkh-ī Khāmīdī》and historical material resource
Osmanjan Yakup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masterpieces 《Tārīkh-ī āmīnīya》and 《Tārīkh-ī Khāmīdī》was based an the author’s long-term field works and the collection of plentiful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article analyzed his historical material resource from the historical records, fields, legends by reading and interpretation. Mainly discussed its historical resources, and attempt to clarify its origin, which could make a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Uyghur history. In addition, for the aspec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field work and legends, Description his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value by giving some examples which had not been answered in Xinjiang history. This is also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article.
Key words: The Uighurs; Historical works; Ancient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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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世纪50年代包尔汉先生在其论文《论阿古柏政权》（载《历史研究》，1958年3期）中才首次介绍并引用了这部珍贵史籍。从此对莎依然米史学著作的研究逐渐起步。1959年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把《伊米德史》译成汉文，刊登于《新疆宗教资料》（内部资料），但它仍没有被充分利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1983年，安尼瓦·巴依图尔于发表了《毛拉穆沙·莎依然米和<伊米德史>》一文（《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这篇论文是最早比较全面地介绍莎依然米及其著作的开创性论文。1986年民族出版社刊行了《伊米德史》的维吾尔文版。此后陆续发表了几篇关于《伊米德史》史料价值等方面的论文，如瑾嵩《<伊米德史>的史料价值》（《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1993年第3-4期、1994年1-2期）。吴光超在《维吾尔族的一本重要的近代史著作——评<伊米德史>》（《新疆社科论坛》1999年第2期）一文中，主要从阿古柏侵略新疆的政治意图出发，肯定了《伊米德史》的史料价值。
[2] 毛拉穆沙·莎依然米：《伊米德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38-40页。
[3] 卡非尔是穆斯林用语。阿拉伯语，意为“隐昧者”、“异教徒”。伊斯兰传教初期对怀有敌意的异教徒的称谓，后通称非穆斯林。(见《伊斯兰教简明辞典》)
[4] 毛拉穆沙·莎依然米：《伊米德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42页
[5] 由于史料的限制《Mir Kat》，《娜发阿图里欧尼斯》（nā fa ha tul o nis）等著作的来源暂时无法考证。
[6] 毛拉纳·莎米斯丁·穆罕穆德（Maw la ni Muhammad），他的童年和年轻时代在布哈拉度过，他所创造文学和历史著作当时在中亚广泛流行，于1449年逝世。
[7] 《Siyar Xirip》，作者毛拉纳·穆敏（Maw la ni Mumin），哈拉孜木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在一生中写了《Mu a jira- buwat》、《Rawdat-as-Jannāt》等历史著作。他于15世纪末逝世。
[8] 毛拉穆沙·莎依然米：《伊米德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84、86、87、89、650页。
[9]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10]《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11] John Murray, An Arab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 Darwin Press, USA, 1986.
[12] 巴尔托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2页。
[13]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14] Richard N. Frye, The History of Bukhara: The 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54.
[15] 桑兵：“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16] 《神人传记》已经流失。据《伊米德史》的记载，在《神人传记》中叙述了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穆罕穆德的女婿阿里来到乌什、阿克苏等地进行“圣战”以及许多神人的变成“谢赫德”等不准确的内容。
[17] 王欣：“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札与吐峪沟宗教文化”，《欧亚学刊》第七辑，中华书局，2007年，第95页。
[18] 王欣：“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札与吐峪沟宗教文化”，《欧亚学刊》第七辑，中华书局，2007年，第107页
[19] （日）森正夫：《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20] 回疆是清代对新疆天山南路的通称。该地为维吾尔族所聚居，因清代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或地区多加称为"回"，故名。也叫回部。
[21]《新疆图志》实业二，第16页
[22] 周新国：《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99页。
[23] 桑兵：“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24] 毛拉穆沙·莎依然米：《伊米德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64-167页。
[25] “大汗”意为权利大的统治者，治中原地区皇帝，当时指清朝皇帝。
[26] 毛拉穆沙·莎依然米：《伊米德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同治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十三册（同治二年），第146，241页。
[28] 筏戈布尔秦Fag bor Qin）又译为“马赫弗尔秦”（ma h fur qin），源于阿拉伯语。“马赫弗尔”词意为东方。“马赫弗尔秦”意为“东方的秦国”。“筏戈布尔秦”和“马赫弗尔秦”两词在突厥语民族的习惯用法中表示同样的含义。在语言的借用过程中“ma”改为“fa”。关于秦与马秦在学术界尚末椅子的观点。麻赫穆德·喀什噶尔的《突厥语大词典》如下记载，即“秦人欲马秦人虽各有其不同的语言，但他们的城市居民很通晓突厥语。他们是用突厥文娱我们通信的。”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可以肯定，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汉帝”。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了有些错误，有些学者认为“桃花石”一词指汉。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来理解的话那么《突厥语大辞典》的记载互相冲突。如“突厥语大辞典”记载：“桃花石”是马秦的名字，离秦四个月的里程。桃花石是摩秦的名称。秦本来分为三部：上秦在东，即桃花石；中秦为契丹；下秦为八儿罕，即喀什噶尔。黑汗王朝的有些汗在其称号中冠有“桃花石”一词，如“桃花石·布格拉汗”。无论怎么样，秦与马秦和“筏戈布尔秦”不是同意词，也不是同等的概念。这里的“筏戈布尔秦”指中原地区的王朝，明确地说当时的清朝。
[29] 毛拉穆沙·莎依然米：《伊米德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71页。
[30] 毛拉穆沙·莎依然米：《伊米德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74页。
[31] 毛拉穆沙·莎依然米：《伊米德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76页。
[32] 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维吾尔族史料简编》，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370页。
[33] 起义的自身经历者，著名学者毛拉比拉里对此起义的原因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起义的原因完全是为了以求生存。清朝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疲于应付，根本顾不上西部边陲。清政府派驻伊犁的官员趁机各自为政，自行其是，随意增派粮款，增加人民的负担，加重对人民的盘削。饱受相同压迫和剥削的毛拉比拉里和哥哥贾拉里一起投入起义者的队伍，拿起武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起义的胜利被地方封建统治者们夺取，他非常愤怒，但比周围的人更加清晰的看着一切，一心一意地从事创作活动。他以农民起义为素材，于1875年创作了《秦德圣战》（《中国土地上的圣战》）。1882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一部分参加过伊犁农民起义的农民担心清政府报复，被迫向七河迁徙。毛拉比拉里却没有迁走被迫交纳1864年至1882年之间八年的粮税，在此后的困苦岁月里，过度的脑力劳动使他双目失明了，清政府的屠杀又使他失去了亲朋好友，在这种暗无天日的情况下，在又一次的迁徙的大潮中，他含泪抛弃了家园，迁往牙尔干，1899年离开了人世。他所创造的史诗也是研究当时新疆的社会状况方面的重要资料。
本文的撰写曾得到敦煌研究院杨富学先生的支持与帮助，特此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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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Sep 13 2015, 15:12 by 
Mawzu: 语言大师：毛拉·穆萨·赛拉米 